三、大局意识

严先生是“电大人”/“开大人”，《中国远程教育》是电大/开大的学术期刊，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经常把电大/开大问题置于中国远程教育的大背景下或把远程教育置于全国教育“一盘棋”的大局下进行审视。比如，针对“教育界与产业界的‘联姻’与商业资本大举‘入侵’”我国现代远程教育领域这一情况，他认为“校企合作和教育面向资本市场是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要注意远程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期待双赢》［2001年第2期］）。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他认为“远程教育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发展重点应该是后者，也就是说必须优先考虑农村、基层、边远贫困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教育需求，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然而这方面尚待进一步加强（《行动指南》［2002年第12期］）。“以‘城市本位’为显著特点的现行教育体制必须改革”，要“积极发展农村远程教育”（《城乡统筹》［2010年第6期］）。诸如《永载史册》（2003年第2期）、《发展冲动》（2006年第8期）、《继续教育》（2007年第4期）、《社会责任》（2007年第7期）、《少安毋躁》（2007年第12期）、《解放思想》（2008年第3期）、《全民教育》（2009年第3期）、《转型阵痛》（2011年第10期）、《宽进严出》（2012年第9期）、《突破樊篱》（2013年第4期）和《大职教观》（2014年第7期）等等无不体现一种“大局意识”。

四、理性批判精神

这些卷首无处不体现严先生的理性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批判，而这种精神正是远程教育家情怀的具体表现之一。比如，在《警钟长鸣》（2001年第9期）中，严先生针对“网络教育搭上名校顺风车”这股不切实际的热潮，直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的自律力并“不那么可靠”，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即便是开展远程教育已经有了20多年经验的广播电视大学，从正在进行的‘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中期评估的情况看，教学过程也有不少问题有待研究解决”（《重视过程》［2002年第6期］）。针对远程教育的浮躁，严先生在《少些浮躁》（2003年第1期）中直陈其弊害。在谈到内涵建设时，他坦言：“许多制约开放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封闭的理念、封闭的体制以至封闭的心态等，还在强有力地作用于开放教育的进程。我们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教育，可能还得有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注重内涵》［2004年第8期］）“远程教育讲求的是‘规模效益’……但相对于学校教育，质量对于远程教育更是性命攸关的事，‘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质量保证，成了‘放开’，即使规模暂时上去了，又和‘饮鸩止渴’何异？”（《把握节奏》［2005年第3期］）。针对普通高校对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厚此薄彼，他痛陈：“用普通教育的金字招牌扩展成人教育市场，并实行不同的评价标准——举办成人教育主要成了创收手段，这已不只是‘没有出息的做法’，而且成了‘教育腐败的又一版本’。”（《重新洗牌》［2006年第12期］）“质量这些年始终是高校远程教育的‘痛点’……质量出了问题便使出‘规范管理’的招数，且习惯于采取行政或准行政手段进行‘整顿’或者‘控制’——尽管实践早已反复证明，此类措施往往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包括这些年来甚受推重的网络教育‘统考’及‘阳光招生’，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提升高校远程教育质量和声誉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更无可能形成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长效机制’”（《刻舟求剑》［2013年第5期］）。当“慕课热潮涌动且渐成澎湃之势”时，他适时指出中国大学“共享文化”的缺失和自省力的不足，“使人们在展望慕课前景时不能不多几分审慎”（《慕课来了》［2013年第7期］）。这些年，远程教育界“呼啦啦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概念炒作愈演愈烈，“撕开唬人的包装后，剩下的往往只是空洞的辞藻，还有不负责任的忽悠，对于概念如何‘落地’，尤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无视’，释放出的负能量恐怕不能不小觑”（《概念炒作》［2014年第5期］）。诸如此类的批判在卷首中可谓随处可见，虽说是理性的批判，但由于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痛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敢于批判和自我批判者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对事业的情怀。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网址: http://www.zgzyyxdycjy.cn/qikandaodu/2020/0709/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