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美学思想上，杨慎张扬文学的华美和创作灵感，推崇汉魏六朝诗的“高趣”和绮丽，是以《明诗别裁集》的编者沈德潜说其诗“过于浓丽”，却不得不承认：“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他在《画品》卷一阐释为：“挥行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玄，无形因之以生，妙将入神，灵能通圣”。杨慎在前七子倡导的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独树一帜。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这当然还有着巴蜀文化“华美艳秾”美学传统的制约。杨慎站在时代的前沿，著述达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四库全书总目》也肯定其“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子之上”。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这就是一个“才子”之必然。

四川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有“四川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之说。前者讲的就是四川人太过聪明，杨慎死后报复皇帝，破坏王朝运行机制。清雍正版《四川通志》卷八记载，杨慎死后，“黄安人帅子宁仁奔至滇。宁仁欲成丧（即运回成都举办盛大葬礼），安人以为不可，止之曰：‘幸而谪终，天威尚难测。律以春秋大义，自当藁葬。’宁仁乃止。无何，世宗遣使启棺，见青衣布袱。使还以闻，帝感动，赐还原官。”这段史料，其实就是民间传说的底本。

以杨氏父子为首的“大礼议”事件对明王朝的影响极为深远。18岁的嘉靖皇帝在登基三年后皇位稳固，遂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诏谕礼部，试图违反制度为父母封号加“皇”字，群臣哗然。杨慎振臂高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200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以维护国家大礼。众官撼门大哭，“声震阙庭”。皇帝震怒，下令严惩，四品以上官员86人停职待罪，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被杖死的不能再说，被杖伤的不敢再说，被流放没有再说的机会，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嘉靖帝获胜告终，66岁的杨廷和被免职回到四川新都，37岁的杨慎则远贬云南。长达45年的嘉靖王朝“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死，新皇帝穆宗即位次日颁布了嘉靖帝的遗诏：“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者恤禄，见监者即行释放复职”。杨慎因而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并追赠光禄寺少卿。

“大礼议”酿下的苦果，导致朱明王朝君臣离心离德，杨慎领头的这个事件，导致皇帝长达20年不理朝政，沉湎于内宫炼丹修玄，日求长生，以至于不堪承受其变态摧残的2个妃嫔和10个宫女，拿出丝绳勒住皇帝的脖子但未能致其死亡，这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而百余个朝臣“妄议中央”遭受的重罚，也让朱明王朝官员从此感到寒心。恶果最终由崇祯皇帝承担。李自成大军破城之际，满朝文武装聋作哑都为自己打算，“朱明江山永不变色”是皇家的事，于己无干，所以崇祯帝上吊自杀前遗诏有“皆诸臣误朕”（《明通鉴》卷九十）之语。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晚明时期夏完淳的《烛影摇红》对此有着深深痛惜：“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二、云南社会成就了杨慎

云南文化界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杨慎是对云南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内地文人。但很多人都忽略一个关键性事实：杨慎主要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学术成就，乃得力于云南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漫长的37年流放生活，他的足迹几遍云南，这就是《明史》本传记载的“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杨慎行踪所至，常与云南文化人研究学问，谈诗论文，奖掖后进，设馆讲学，广收学生，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再加上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强大人格感召力，对云南文化的发展，确实多有促进。他又开明清两代考据学先河，成为一代杰出学者。现存的《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南中集》《南诏野史》《云南山川志》等，都是他贡献给云南的人文历史重要典籍。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网址: http://www.zgzyyxdycjy.cn/qikandaodu/2020/1022/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