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1559）石刻像拓片（原石在成都市新都区杨升庵祠）

第三，朝中重臣有意庇护。前面已经说过，杨慎的祖父、父亲仕宦多年，栽培后学无数，泽惠僚属甚广，如其父的门生、嘉靖皇帝“退居二线”后国家事务的运作者严嵩等，对杨慎就多方维护。这就是史籍所说的“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10]被四川学界高度重视的《全蜀艺文志》，实际上也缘起于杨慎与奉诏巡视的周复俊相遇于云南仙村草堂，遂成至交，并为后者评选《泾林诗集》（该诗集有杨慎评语）。以后担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的周复俊在组织编撰《四川总志》时，就聘请杨慎主修《全蜀艺文志》。周后来任云南巡抚时，对其又有“忽睹丹旒飘扬于昆池之上”“慨哲人之既萎”的悼怀之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各级官员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保护和提供条件，当时的“首席大右派”杨慎的满腹才华恐怕难以得到彰显。

三、杨慎的医道和养生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基本信念是“达为良相，不达则为良医”。中国古代医生，几乎都是落魄文化人自学成才转变过来的。由于人生遭受重大打击的精神苦闷，从京城锦衣玉食的优裕物质生活到云南新环境的巨大反差，导致杨慎生理紊乱，疾病多发，如因为云南食盐含碘低，使得他身染“痼疾婴双竖”（颈下甲状腺肿大，即甲亢）病。“久病成良医”为中国古代文化人一个共通现象。既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面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浩渺苍穹，医药就成为反观生命意义和审视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一壶浊酒”成为调适身心平衡的良药。这里说明一下，多种中药药典，都记载有“酒”作为百药之王的治病功效，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酒”字在全书共出现千余次。杨慎亦有《王芝崖、彭五峰各送药酒，并尝数爵，陶然醉矣。用白傅句衍为一绝》等诗说酒。他在云南写下的《采药》诗，就生动地记录了其入山采药的亲身实践：

危蹬扪萝上，名山采药游。

木条刊落雁，离蕊剪牵牛。

简子红仍艳，长卿翠欲流。

三花聊永夕，一叶莫惊秋。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医林人物》把杨慎列作四川医林人物。其医学主要著述有《男女脉位图说》（数卷）、《素间纠略》（3卷）、《何首乌传》（1卷）及医药杂说等，以及经他校订并刊刻行世的储氏《平脉》篇。他本人曾在其《男女脉位图说》一文里作过交代：

余在滇南，枕疾岁久，岐黄、雷华之书，钻研颇深。盖亦“折肱而知良医”。即晋太医王叔和有《脉经》一书，其文高古，其辞简奥，浅儒读之尚不能解，况医流乎！近代有高阳生者，变为韵语歌谣，以便诵读；又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姓名于王叔和。后世，不惟医流宗之，而儒者亦以为真出叔和之笔，不敢非也。

不思西晋之世，岂有此等文体哉！其书为韵语所拘，语多牵滞，理或不通。即以男、女左、右手脉之部分，亦分析不明。医人遵用之，其误多矣。夫脉部误则诊必误。诊既误，则药必误，药一误，则杀人不知其几千万矣。

惟储氏遗书则有《平脉》一篇，分别男、女左、右脉部甚为明晰，而医家罕遵用之。盖惑于高阳生之谬说，沉痼不可返矣。往年，余方外友飞霞韩懋遵用储氏《平脉》以诊妇女，十中其九；且又为余言：“子试以《素问》平脉、病脉，按男女脉部如储氏说而诊之，自可以验。”因叹俗书之误人也久矣……因表章储氏《平脉》一篇，又绘男、女脉部二图，刻而传之。庶乎庸医之门冤魂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乐闻而快睹者也。

杨慎寓居泸州期间交往的名医有彭楠、王芝崖，以及嘉靖帝敕封的“抱一守镇真人”韩飞霞和走方郎中任苍崖等等。《升庵遗集》卷二十六的《江阳彭氏医录跋》一篇，是为《彭氏医案》二十余卷的推介书跋。《丹铅续录》卷之一有“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一则，指出医者必读《素问》，必解五运六气之说，方可为医，否则杀人耳。在《升庵外集》卷十二中有“六字导引法”和道家“八禽戏”的介绍，卷五十一“杂说”中，还有诸如五加皮、稀签草、天麦冬等多种药物产地的考证及其性味、药用的介绍，并载有不少验方和药物炮制的经验等。《升庵文集》卷四十八有《神农本草经》一篇，考据《神农本草经》“文近《素问》”，成书时间近于《内经》等。在云南，杨慎更与蜀江地方一位姓黎的医生为友。杨慎不但自己颇通岐黄之术，而且他的家人经耳濡目染，竟也粗谙医道。这就是他所谓“婢能寻《本草》，儿学诵《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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