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医喜来乐》中，喜来乐治疗瘟疫同样具有神奇的色彩。在盛夏，沧州一带闹瘟疫，灾民大量病死，朝廷派王太医为钦差前去督办，王太医与沧州药霸孟庆合狼狈为奸，贪污药银，购置低劣草药，再加上灾民四处流浪，瘟疫东边消了西边又起，久不能复旨。喜来乐随靖王爷到沧州，他采用井泡草药法，不论灾民游荡到哪儿都得喝水，只要喝井水就能治病，很快便将瘟疫控制住了。瘟疫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众医束手无策的难题，历朝历代志书中，疫情史是重要的记载类目，纵是名医辨证用药仍尚难取效明显，何况将草药泡入井水之中。这样的神化容易误导观众对中医效果有脱离实践的幻想，而一旦观众发现实际效果与幻想有显著的差距，则易陷入痛恨中医的另一个极点之中。

（三）妖魔医者形象

医者仁心，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中医在我国古代一直是济世救人的苍生大医形象和社会道德要求。正如黄凯钧在其《友渔斋医话》中所说：“既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2]孙思邈《大医精诚》中更是对一位合格的医生在医德上做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准则。不仅在医术上要精益求精，在医德上更是要为医界楷模，如此才称得上“大医”。影视剧中塑造了不少这样治病救人的良医形象，如《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许仙。许仙的佛手仁心，加上白素贞的道术，可谓菩萨心肠、神仙手眼。“仁心仁术许汉文，慈悲为怀白素贞”，就是对夫妻二人济世救人的真实写照。再如电影《医痴叶天士》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叶天士治好了康熙皇帝的“搭背疮”，康熙要重赏他，却遭到叶天士的婉言拒绝，并慷慨陈述了自己的行医之道：“学生行医30余年，深知医道通于天道。医道有割股之心，而不可有一己私利。医术乃济世之术，医者关乎千万人之性命。人命关天，若把医术当成求名求利之术，则无异于盗匪。学生深知，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只有无私无我，医术方可圆融如意，医道方可为正道。还望皇上能体谅学生求全之际，成全学生这个意愿。”然而，近年来热播的影视剧中，为情节需要，将中医医生形象妖魔化，塑造了不少专事害人、唯利是图的庸医形象。如《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张大夫与郑大夫，为陷害许仙不惜向素不相识的可怜老乞婆下剧毒鹤顶红。又如《芈月传》里的女医挚，在芈月出世时，女医挚受到胁迫，向怀孕的芈月之母向氏下药，虽未遂，却也仍是害人之举。再如《女医明妃传》里的太医程十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毒害谭允贤的爷爷太医院院判谭复，还配合皇太后用药毒害与她作对的宫人们，罔顾他人性命，是一个为人唾弃的害人医者形象。

在宫斗剧里，中医、中药常常被创作者们借用来作为后宫争宠的重要害人手段，如此之类中医中药效果和施用方法的书写以及一系列妖魔化害人庸医医者形象的塑造，必然在大众对中医的接受和认识中，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极易造成受众对中医药文化的错误解读，从而影响中医药文化的影视传播效果和意义。

（四）奴驭化与专制化

以娱乐性、通俗性来要求中医药文化的大众媒体化生存，迎合大众对影视作品的期待和趣味，则不可避免人为地将中医药文化奴驭化与专制化了。

在大众的娱乐中，大众文化被欣赏者与创造者捧上神坛，其中娱乐则被捧为主宰重中之重的金标准。无论电影、电视剧，还是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等现代新媒体，每天都在为娱乐供奉一场场全民性或者区域性的倾情奉献。此一点上，与古罗马的角斗竞技非常类似。角斗竞技是一种嗜血成性的娱乐，但却又是古罗马帝国全民化的娱乐。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遍及全国范围，都在追求这种嗜血成性的娱乐疯狂，其它活动都被其奴驭化与专制化，直至罗马覆亡。本文无意探讨古罗马覆亡的原因是否与这种全民娱乐的狂欢有关，仅借此说明在当代的影视娱乐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同样被奴驭化与专制化，追求娱乐效应，因而部分放弃了中医药文化本身的核心价值理念与传统人文精神。古罗马角斗文明史的研究家罗兰?奥古埃特这样分析：“没有什么比所谓‘虐待’的残酷能与罗马人的心态相符了。然而，很难解释如此臭名昭著的‘游戏’何以得到继承和延续。很大程度上，这种残酷是无意义的；它毁灭，破坏，并不能得到好处，它满足的是一种热情，或仅供娱乐。它是一种奢侈品……为了满足一时的冲动，一个部分或者纯粹是主观的感情，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严重的错误，是对他们最基本道德准则的忽视。”[3]残酷和血腥的角斗竞技在古罗马时代成为娱乐，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都在影视的视角下化为娱乐。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戏说”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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