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菜即山东菜，是北方菜肴和黄河流域烹饪文化的代表，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它直接影响北京、天津、华北、东北地区的烹调技术发展。鲁菜偏重于酱、葱、蒜调味，善用清汤、奶汤增鲜，口味咸鲜，尤以烹制海鲜、汤菜和各种动物内脏见长。鲁菜口味适中，鲜嫩软滑，香醇绵糯，清爽不腻。

川菜即四川地区的菜肴，是特色鲜明的民间最大菜系，被冠以“百姓菜”。川菜以“味”闻名，以味多、味广、味厚、味浓著称，以麻、辣、鲜、香为特色，以鱼香、红油、怪味、麻辣较为突出。川菜的风格朴实清新，乡土气息浓厚。

苏菜是江苏菜的简称，是中国汉族四大菜系之一，与浙菜统称江浙菜系。苏菜风味清鲜，浓而不腻，淡而不薄；酥松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追求本味，清鲜平和；菜品风格雅丽，形质均美。

闽菜是福建菜的简称，总体上有三大特色：红糟调味，长于制汤，善用糖醋。闽菜有虾油、虾酱、酸杏等独特的调味品，比较突出“糟”(红糟、白糟)味；注重清、鲜、酸、甜、咸、香等味道，宴席最后一道菜一般都是时令青菜，取“清菜”之意。制汤独到，被誉为“一汤十变”。

粤菜即广东菜，由广州、潮州、东江三地特色菜点发展而成，起步虽晚，影响深远，遍及港、澳和世界各国中菜馆。粤菜博采各菜系之长，烹调技艺善变多样，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追求“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粤菜注重时令，夏秋尚清淡，冬春求浓郁。

湘菜就是湖南菜，它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汉代就已形成烹调技艺高超的湘菜菜系。湘菜的主要特色是油重色浓，讲求实惠，注重鲜香、酸辣、焦麻、软嫩，尤以煨菜和腊菜著称。湘菜以酸辣区别于川菜的麻辣。简言之，湘菜的最大特色，一是辣，二是腊。湘西菜肴擅长制作山珍野味、烟熏腊肉和各种腌肉、风鸡，口味侧重于咸、香、酸、辣，山乡风味浓郁。洞庭湖区菜肴善于烹制河鲜、家禽、家畜，特点是量大油厚，咸辣香软，以炖菜、烧菜出名。

浙菜起源于浙江省，大致分为：杭帮菜、甬帮菜、瓯江菜、婺州菜。浙菜菜式小巧精致，菜品鲜美、脆软清爽。浙江盛产鱼虾，湖山清秀，山光水色，淡雅宜人，其菜如景，不少名菜来自民间。

徽菜又叫“徽帮”“徽州风味”，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府(现黄山市、江西省婺源县、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古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赋予徽菜独有的地方特色风味，随着明清徽商的崛起，逐渐进入都城市肆，流传于苏、浙、赣、闽、沪、鄂以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影响广大，明清时期一度跃居八大菜系之冠。徽菜烹调方法擅长烧、炖、蒸，而较少爆、炒菜，重油、重色、重火候，善用火腿佐味、冰糖提鲜。

除“八大菜系”之外中餐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菜系，如：东北菜、冀菜(河北菜)、豫菜(河南菜)、鄂菜(湖北菜)、本帮菜(上海本帮地方菜)、客家菜(广东客家菜，即东江菜)、赣菜(江西菜)、京菜(北京菜)、清真菜(回族菜)等等，不胜枚举。它们都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具体表现，它们所显现的日常生活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中和之美”的美学精神，标举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美有着非常广阔的领域，我们这里仅就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医药、服装、餐饮等方面做了一点简单的梳理，就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祖辈辈都非常重视在生活实践中来创造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医药、服装、餐饮，因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中装服饰文化、中餐饮食文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给世界文化贡献出了宝贵财富，也为满足中华民族儿女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了审美和艺术的创造。在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我们仍然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美学精神，以优秀的中国特色传统生活美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胡世庆.中国文化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2] 阙道隆.中国文化精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506.

[3] 夏征农.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Z].2002：1317.

中国当代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在中国特色生活美方面下功夫，让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实现满足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中国古代视中原国土为地域之中，故称中原之国为中国，因此，“中”又成为了“中国”的简称，中文、中医、中药、中装、中餐、中式等词语显示出语言、医药、服装、餐饮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它们都昭示中华民族儿女一定要以自己民族的独特长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文化贡献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珍宝，也为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增添光彩。了解一些基本生活方面的中国特色及其生活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生活，又能够促进中国当代美学在理论结合实际之中发展，让美学成为创造中国特色美好生活的精神指南，让美学理论充满生活的气息，也让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满审美情趣和艺术韵味。一、中医药与生活美中医、中药是中国医学、中国药学的简称，也可以合称为中医药或者中医药学。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和生活中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而不断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中国医药学的宝库。相传大约距今约4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神农氏时代就已经有了中医药的尝试和探索。“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务修训》)，反映了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对天然植物的药用性能已经有所认识。而体育疗法和针灸疗法的起源，也都在石器时代。”[1]660夏、商、周三代，开始出现从事医疗的职业。商代医与巫不分家，称为“巫医”；西周巫医实行了分家。《周礼》“医师”列于“天官”。《周礼·天官·医师》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视胝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脏)之动。”说明五行学说在周代已被应用于临床实践。[1]多年前战国至秦汉时代出现的中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包括了中医学的主要内容：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运气等。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中医据此将人体当作一个阴阳二气交互作用和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表征为“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藏象，全身气、血、津、液运行通畅，遍体十二经络勾连相通，天地精气所化生的，气、形、神的统一整体。人体的阴阳五行失调、气血津液运行紊乱、精气断绝就会致病，中医郎中(医生)就会通过望(观气色)、闻(听声息)、问(问症状)、切(摸脉象)“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明疾病的原因、性质、位置，分析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理，查出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疾病过程中邪气与正气相互斗争、相互消长的状态，从而得出疾病名称，归纳出证型(由不同病因所引起阴阳气血不同变化而导致人体的不同疾病状态)，依据辨证论治原则(辨别具体病症，确定治疗方法)，制定“汗(发汗)、吐(催吐)、下(攻下)、和(和解)、温(温热)、清(清凉)、补(滋补)、消(消导)”等治疗方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中医药手段，对症下药，综合施治，使人重新达到人体阴阳调和、精气复原的健康状态。因此，中医治疗一方面着力于调节、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另一方面使用药物缓解和防止病情恶化，尽可能激发病人自身的生命活力，以最大限度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药学恪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辩证处理人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规律与自然界各种变化和人体适应环境条件的关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治疗同一种疾病。中医药学还坚持人体阴阳二气、五脏六腑、不同部分、各种器官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阴阳五行整体观，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案，采用“治本为主，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案。中医学的治病理念，不仅注重治疗已病，而且更加注意治理未病，注重“防病为主，防治兼顾”；同时，它的最终目标在于帮助人类达到《黄帝内经》所提出的真人、至人、贤人、圣人的境界，因而尤其重视养生之道和强身健体方法。中医药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基本成型，医学与解剖分科，已经采用“四诊”以及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气功外气导引疗法)、布气(气功内气散布疗法)、祝由(巫祝符咒心理疗法)等治疗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曾经治疗晋大夫赵简子、虢国太子，在邯郸做过妇科医生，在雒阳当过眼耳鼻喉科医生，在咸阳做过儿科医生，发明了号脉技术，被人们称为“神医”，相传著有医书《难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同时记载西汉时期的名医淳于意，临淄人，因曾任齐太仓长，又称“太仓公”或“仓公”，曾拜公孙光、公乘阳庆等名医为师，学习黄帝、扁鹊的脉术，传承“四诊”，他拒绝为权贵治病，长期在民间行医，仓公是目前已知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创用“病历”的医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二十五个病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病史记录。仓公与张仲景、华佗并称汉代三大医学家。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心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与医药相关的称号。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汗、吐、下、和、 温、 清、消、补)，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熔理(原理)、法(方法)、方(验方或处方)、药(中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东汉末医学家华佗游医四方，悬壶济世，为民祛病，被称为“神医”。相传他曾著作《青囊经》，可惜现已失传。他创立的“五禽戏”至今仍是我国传统的健身体操，《三国演义》记载他曾经为关公刮骨疗伤，为曹操开头颅治头风病。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其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技术。“药王”孙思邈是一位医德高尚的道士，重视养生，济世活人，被供奉于许多道观的“药王殿”。他避乱世于秦岭太白山中，拒绝应召国子监博士。他翻深山越老林，采集中草药进行研究，走访、记录、积累民间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收集5000多个药方，最终写成《千金要方》，流传后世。公元659年他主持完成了《唐新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朝以后，中医药、中医药学著作不断大量流传到高丽(今韩国和朝鲜)、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影响深广。宋朝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中医药学分科日趋完备，并且出版《图经》，统一了中医针灸的穴位和技法，逐步消除了辗转传抄所导致的穴位、针法的混乱。金元以降，中医药开始没落。明清以后，中医药复又中兴，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经方派是基于中医四大经典的中医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为生理、病理基础，以《神农本草经》为药理基础，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六经辨证为处方思路，加减应用经典处方治疗疾病，所以叫做经方派。时方派，又叫温病派，它是以《温病条辩》为学术基础的中医药流派，它认为“南方无伤寒”，从而放弃学习《伤寒杂病论》，治病主要使用温和药物，不以经典处方为依据，而主张与时俱变，所以被叫做时方派。实际上，二者作为中医药的派别，没有根本区别，只是某些具体主张不尽相同，应该说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今人应当取各家所长，去各家所短，批判继承中医药传统。明代出现了“药圣”李时珍，是明朝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历经27年艰辛，著成《 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是中医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中医药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另著有《濒湖脉学》，流传后世。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继唐代以后持续影响蒙医学、藏医学、朝鲜东医学、日本汉方医学。及至清末，政府腐败，闭关自守，西方列强侵略，民弱国衰，中医药也逐步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西方医药学(西医)发展迅速，中医药更为式微。甚至产生了一些崇洋媚外、贬低中医的论调和取缔中医药的言论。在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医药学受到巨大的挑战，面临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医药，使得中医药在中国仍然保持着治疗疾病的常用重要手段的地位，同时全国各地设立了各级各类中医药高等院校、中医药科研机构，开设了专门的中医医院，各级医院也设立了中医科，培养了中医药人才队伍，以现代科学原理研究和发展中医药学，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实践，大大促进了中国中医医学和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各国都有许多中医药和针灸的从业人员，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同。2015年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药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她创制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就足以证明，中医药是一种现在仍然有效的中国传统医药宝贵遗产，中医药也是保障中国人民身体健康，以创造审美化和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坚实基础，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发扬光大。二、中装与生活美中装是中国特色民族服装的简称，它主要指传统的历代服装，主要包括汉服、唐装、宋装、明装、清装、中山装、旗袍等。汉服，又称汉衣冠、华夏衣冠、汉装、华服，是汉族传统民族服饰，也是秦汉时代中国人民所流行的服饰，直到明代中国人民都穿汉服，特别是偏远山区和道教服饰较多保留汉服特点，其他各个朝代的服饰在汉服基础上有些变动，但是大体都以汉代服饰为蓝本。汉服一般采用二尺二寸(50厘米左右)幅宽的布帛裁剪制成，衣服主要分为领(领口)、襟(衣服的胸前部分)、衽(衣襟)、衿(衣服下连到前襟的衣领)、裾(衣服的前后襟)、袖(衣服套在胳膊上的部分)、袂(袖口)、带(束衣的腰带)、韨(形似围裙，系在腰间，其长蔽膝，为跪拜时所用)等十部分。汉服根据裾的长短分为：襦(短衣，短袄)、裋(长襦)、深衣(上衣下裳缝连起来的衣服)。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前后襟相交成领子)、右衽(前襟往右遮住后襟)、束腰(无扣子，用带子束在腰部)，用绳带系结或兼用带钩等，显得洒脱飘逸。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形制一般分为三种：“上衣下裳(下裙)”制、“深衣”制、“襦裙”制。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是上衣下裳的冕服；百官及士人的常服是袍服(深衣)，妇女多喜爱襦裙；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穿短衣，下穿长裤；古代汉族成年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戴冠、巾、帽等多样头饰；女子发髻式样繁多，发髻多有珠花、步摇等头饰，鬓发两侧饰博鬓或戴帷帽、盖头等；古代汉族人特别喜爱玉饰、玉佩，形成风尚，流传至今。唐装是指唐制汉服，为汉族服饰系统中一种款式，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无扣或布扣，代表性样式有：齐胸襦裙、唐圆领袍、交领襦裙等。“唐代女服因受西域文化和胡服的影响，款式与花色品种都比汉代丰富艳丽。上衣有的开胸很低，甚至露出胸乳。”[2]宋代服饰流行直领、对襟的褙子(一种由半臂[有短袖的背心]或中单[无里子的襌衣]演变而成的上衣)，既舒适得体，又显得典雅大方。受“程朱理学”和礼教思想的影响，宋朝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崇尚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不似唐代那么开放。宋代男装大体沿袭唐代式样，老百姓一般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黑色或白色的长袍，工作时就把衣服塞在腰带上。明朝服饰“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首创“束发于顶”的发式、象征国家法令齐全的“网巾”、象征国家太平的“四平方巾”、象征国家统一的“六合一统帽”(瓜皮帽)等。明代妇女的服装基本上仍是上衣下裙，崇尚雅淡朴素，腰上系绸带，裙子宽大，有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样式。清朝时期的服饰叫清装，又叫清服。典型的清装男服就是：长袍、马褂、瓜皮帽。女装方面，“满族喜罩马甲，流行上下连裳的旗袍，初为直通式，腰部无曲线，下摆和袖口较大。后逐渐演变，翻出多种花样。汉族妇女有‘男降女不降’之说，仍沿明代旧制，以上身着袄、衫，下身束裙为主。裙色尚红，到后期流行不束裙而只着裤。以地区而言，南方妇女多系裙，北方妇女扎裤脚”。[1]299旗袍，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传统服装之一，是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女服的代表性杰作。《辞海》写道：“旗袍，原为清满族旗人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下摆不开衩，衣袖八寸至一尺，衣边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妇女也普遍采用。经过不断改进，一般式样为：直领，右开大襟，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有长、短袖之分。”[3]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旗袍为国家礼服之一，旗袍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成为民国时期最普遍的女子服装。之后一段时间，旗袍在大陆地区又渐被冷落，甚至在“文革”中被视为封、资、修的“四旧”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象征而被大量毁坏。19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热、美学热等影响以及影视和选美活动等的推广，旗袍又逐渐在大陆地区成为时尚，并且传播到全世界各地。旗袍经过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式的中国传统服装，划分为古典旗袍、民国旗袍、现代旗袍等。古典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旗袍的总体外观特征大体上是：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清代旗装与民国旗袍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其一，旗装宽大平直，不显露形体；民国旗袍开身收腰，表现体态或女性曲线。其二，旗装内着长裤，在开衩处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其三，旗装面料以厚重织锦或其他提花织物居多，装饰繁琐；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印花织物增多，装饰亦较简约。现代旗袍以民国旗袍为模型，样式和色彩等都越来越多元化。中山装，是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国现代男式服装。中山装的上衣是一种直翻领、领口严扣、对襟、前襟五颗纽扣、有袋盖和扣子的四贴袋的中西合璧服装，下身是西式长裤。据说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山装时在各个部分的构成上都有一些象征意义：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口袋盖笔山形寓意重视知识分子；前襟五粒纽扣表示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左右袖口三粒纽扣象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理念(平等、自由、博爱)；后背不破缝表现国家和平统一；衣领紧闭寄意严谨治国。毛泽东主席经常穿着中山装出席各种国内外重大活动；日本人称中山装为“人民服”。中山装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优点和特点，在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山装流行甚广，成为中国男子喜欢的标准服装。新唐装是作为主办国的中国为2001年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与会领导人统一设计制作的休闲服装。新唐装综合了许多历代中式服装的特色：其一，融合中国历代经典款式，如出现于明代、盛行于清代的“立领对襟”，出现于商代、盛行于唐宋的“开襟”，最古老中式服装结构的“连肩袖”。其二，采用传统真丝面料，如始于宋代、属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宋锦”，始于明末清初、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漳缎”。其三，展示传统精华的纹样，如宋代已出现在服装上的“海水江崖纹”，汉代已应用于服饰上的“万字纹”。其四，采用中国特色传统工艺，如宋代就已使用的“盘扣”，盛行于清代的“镶滚”等。其五，闪烁传统色彩，如故宫红、靛蓝、孔雀蓝、深紫红、金棕、黑棕等厚重大方的传统色调。这些服装不仅显示了中式服饰的优点和特点，而且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中的伦理型特色以及与时俱进的演化发展。三、中餐与生活美中餐是中国式或者中国风味餐饮的简称。从总体上来看，中餐的主要特色在于：食材选择广泛精良，凡是能够饮食的东西都进入了中餐的范围，并且讲究“色(加色)、香(香料)、味(味道)、意(含义：如鲤鱼跳龙门)、形(形状)、养(营养)”；烹饪方法多样，有烧、烤、烘、炸、煎、蒸、煮等；南北饮食各有特色，主食和副食搭配，品种多样；饮食器皿品种多样，尤其是筷子独具特色；进餐讲究围桌聚餐，座位分别尊卑、长幼、主客，注重饮食礼仪。中餐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八大菜系”：粤菜、川菜、鲁菜、苏(淮扬)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等。八大菜系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它们的悠久历史和独到的烹饪特色，也受制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资源特产、饮食习惯等条件。因此，美食界流传这样的比喻：苏、浙菜好比清秀素丽的江南美女；鲁、徽菜犹如古拙朴实的北方健汉；粤、闽菜宛如风流典雅的公子；川、湘菜就像内涵丰富充实、才艺满身的名士。中餐“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风韵，菜肴特色各有千秋。鲁菜即山东菜，是北方菜肴和黄河流域烹饪文化的代表，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它直接影响北京、天津、华北、东北地区的烹调技术发展。鲁菜偏重于酱、葱、蒜调味，善用清汤、奶汤增鲜，口味咸鲜，尤以烹制海鲜、汤菜和各种动物内脏见长。鲁菜口味适中，鲜嫩软滑，香醇绵糯，清爽不腻。川菜即四川地区的菜肴，是特色鲜明的民间最大菜系，被冠以“百姓菜”。川菜以“味”闻名，以味多、味广、味厚、味浓著称，以麻、辣、鲜、香为特色，以鱼香、红油、怪味、麻辣较为突出。川菜的风格朴实清新，乡土气息浓厚。苏菜是江苏菜的简称，是中国汉族四大菜系之一，与浙菜统称江浙菜系。苏菜风味清鲜，浓而不腻，淡而不薄；酥松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追求本味，清鲜平和；菜品风格雅丽，形质均美。闽菜是福建菜的简称，总体上有三大特色：红糟调味，长于制汤，善用糖醋。闽菜有虾油、虾酱、酸杏等独特的调味品，比较突出“糟”(红糟、白糟)味；注重清、鲜、酸、甜、咸、香等味道，宴席最后一道菜一般都是时令青菜，取“清菜”之意。制汤独到，被誉为“一汤十变”。粤菜即广东菜，由广州、潮州、东江三地特色菜点发展而成，起步虽晚，影响深远，遍及港、澳和世界各国中菜馆。粤菜博采各菜系之长，烹调技艺善变多样，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追求“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粤菜注重时令，夏秋尚清淡，冬春求浓郁。湘菜就是湖南菜，它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汉代就已形成烹调技艺高超的湘菜菜系。湘菜的主要特色是油重色浓，讲求实惠，注重鲜香、酸辣、焦麻、软嫩，尤以煨菜和腊菜著称。湘菜以酸辣区别于川菜的麻辣。简言之，湘菜的最大特色，一是辣，二是腊。湘西菜肴擅长制作山珍野味、烟熏腊肉和各种腌肉、风鸡，口味侧重于咸、香、酸、辣，山乡风味浓郁。洞庭湖区菜肴善于烹制河鲜、家禽、家畜，特点是量大油厚，咸辣香软，以炖菜、烧菜出名。浙菜起源于浙江省，大致分为：杭帮菜、甬帮菜、瓯江菜、婺州菜。浙菜菜式小巧精致，菜品鲜美、脆软清爽。浙江盛产鱼虾，湖山清秀，山光水色，淡雅宜人，其菜如景，不少名菜来自民间。徽菜又叫“徽帮”“徽州风味”，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府(现黄山市、江西省婺源县、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古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赋予徽菜独有的地方特色风味，随着明清徽商的崛起，逐渐进入都城市肆，流传于苏、浙、赣、闽、沪、鄂以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影响广大，明清时期一度跃居八大菜系之冠。徽菜烹调方法擅长烧、炖、蒸，而较少爆、炒菜，重油、重色、重火候，善用火腿佐味、冰糖提鲜。除“八大菜系”之外中餐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菜系，如：东北菜、冀菜(河北菜)、豫菜(河南菜)、鄂菜(湖北菜)、本帮菜(上海本帮地方菜)、客家菜(广东客家菜，即东江菜)、赣菜(江西菜)、京菜(北京菜)、清真菜(回族菜)等等，不胜枚举。它们都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具体表现，它们所显现的日常生活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中和之美”的美学精神，标举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美有着非常广阔的领域，我们这里仅就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医药、服装、餐饮等方面做了一点简单的梳理，就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祖辈辈都非常重视在生活实践中来创造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医药、服装、餐饮，因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中装服饰文化、中餐饮食文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给世界文化贡献出了宝贵财富，也为满足中华民族儿女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了审美和艺术的创造。在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我们仍然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美学精神，以优秀的中国特色传统生活美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参考文献：[1] 胡世庆.中国文化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2] 阙道隆.中国文化精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506.[3] 夏征农.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Z].200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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